卿本风流林家成 19楼:贺龙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胜利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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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胜利长征
 樊哲祥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策应作战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突 围  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过雪山草地  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提出问题谁做结论?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  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贺师长又问:“陈伯钧、邵式平安全吗?”参谋回答:“他们也转移了。”这时,贺师长笑了。他说:“这就好,只要人不受损失就好嘛!”  大家焦急地望着贺师长,等待着他提出决策。但他仍若无其事地坐着,吸着烟。忽然,他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便大声说:“好!好!敌人送上门来了,太好了!我们的部队正集,结在陈庄周围,打!决不能让狂妄的敌人跑掉!”随后,他指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迅速打电话或派人下去,传达他的命令,限明日拂晓前各部队一定赶到陈庄附近隐蔽。并命令杨家瑞率特务团直插敌指挥部。接受任务后,我们分几路跑步或骑马传达命令去了。  战斗前,贺师长等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中秋节的凌晨,傲慢的敌人正在酣睡,我特务团突然冲入陈庄街内,敌人仓猝应战。不到一小时,我军就把敌人挤到陈庄东面的七祖院附近的芦苇地带。这时,我伏兵四起,将敌团团包围。敌人急了,想冲开缺口,夺路逃跑。我军紧紧咬住不放,边追边打。经五天激烈战斗,我军取得全歼敌人一千二百多人的胜利,敌水原旅团长被击毙。此后,我军主力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积极参加了冬季反“扫荡”斗争,打死了敌阿部旅团长,保卫了晋察冀边区。  日寇进入晋察冀边区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部队所经之处,到处可以看到横七竖八地倒着的尸体,到处可以看到烧毁的村庄和断垣残壁。一次,在祝捷大会上,贺师长谈到日寇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时,他沉痛地说:“同志们都看到了吧,日本鬼子屠杀和残害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呀,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呀!……”讲到这里,平素刚毅而威严的贺师长流下了悲痛的眼泪。是的,我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却激起了我们的仇恨,坚定了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为了配合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派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抗日决死队,妄图一举把它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指示贺龙等同志立即率部返回晋西北。在一次反顽斗争动员大会上,贺师长气愤地说:“日本鬼子屠杀我们同胞的仇还没有报,国民党又在我们后方搞磨擦,阎锡山还要消灭新军,破坏抗战,这些王八蛋实在可恨极了。他们要和老子磨,老子就和他们擦。”这时,群情激愤,指战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和顽固派斗争到底!一九四○年元旦刚过,贺师长便率领我们返回晋西北。  返回晋西北  贺师长率部回到晋西北,将阎锡山的顽军有的消灭,有的赶到黄河以西。这样,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全部被我肃清。之后,贺龙同志就着手进行晋西北的建设工作。  取得反顽斗争胜利后,贺龙同志立即召开了晋西北各民主党派人士、各抗日救国团体及阎锡山留在晋西北的县长和其他官员的会议,宣传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和政策。并分别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意见。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各界的拥护,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协商成立了以国民党员续范亭为主任、武新宇为副主任的晋绥行政公署,选举开明士绅刘少白为参议会议长。对地主、富农实行“二五减租减息”政策。  贺龙同志对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非常尊重,所以,续范亭、刘少白及牛友兰等先生对我军的支援很大。如刘少白、牛友兰都曾捐助银洋万元以上,粮食千百石,对发展和巩固晋绥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加强军队建设,贺师长不但教育我们向友军学习,即使是敌军,只要它的长处对我党我军有利,也让我们学习。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部分军用地图,图绘制得十分精细。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凡是敌人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用,用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当时也没有重视这些地图,把它当作废纸扔了。这事让贺师长知道后,立刻叫我们捡回来,他看后如获至宝,非常重视。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敌人的长处我们要学习,这并不等于立场不稳。学习敌人长处的,目的是制服敌人。以后,在贺师长的指导下,由参谋长周士第负责领导,组织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测绘人员,根据敌军用地图上的标记,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编制了一部完整的晋绥各地的兵要地理。这部兵要地理,后来在我们的军事行动和反“扫荡”中,起了很大作用。  贺龙同志对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极为重视。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娱生活,贺师长组织了师“战斗篮球队”和“战斗剧社”。每个连队还建立了俱乐部,每逢春节,都要到农村为群众演出,宣传抗日。这不仅活跃了部队生活,而且加强了军民团结。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使日寇极为恐惧。一九四○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初,日寇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贺龙等师首长率领晋西北军民,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一次,快过新年的时候,日军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司令部驻地围攻。贺师长带领师直属队转移到一个小村庄,正和敌人遭遇。师直属队大部分是后方行政人员,战斗力较弱。所以,周士第参谋长下令,要我们司令部所有工作人员都选择地形,进入阵地,准备战斗。这时,大家都很紧张,目光都集中在贺师长身上。只见他叼着大烟斗站在那里,侧耳倾听着枪声的方向。不一会,他把手一挥,坚定地说:“敌人要向北进攻了,赶快集合队伍,跟我来!”说完,他迈着大步走在前面,向着枪响的方向走去。我们大吃一惊,怎么朝敌人走去,多危险!但不容多想,就跟在师长后面走了。不料,绕过一座小山,竟转移到敌人的屁股后面去了。原来,贺师长已派出一支小部队,跑在敌人前面,边打枪边往北撤退,诱使敌人大部队向前追去,我们才安然地转到敌人走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休息了三天,过了一个痛快的年。三天后,当敌人发现上了当,掉转头来再追我军时,我大部后方人员早已过了黄河,到了安全地带。敌人在追击我军的途中,又中了贺师长的埋伏,大部敌军被击毙,幸存者狼狈逃回据点。敌人的这次“扫荡”又被粉碎了。  战胜困难  一九四一年以后,日寇不断向根据地疯狂“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严重的损失。这时,国民党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并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晋绥根据地的部队,冬天还穿不上棉衣,行军时只好披块毯子御寒,等解决了棉衣,却已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只好将棉衣拆成夹衣,以后又把夹衣又拆成了单衣。吃的也很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四两(相当于现在的二两半)粮食。到了夏天,只能以大量野菜和少许黑豆面充饥。吃不上盐,浑身没劲,爬一座小山就冒一身白毛虚汗。在这种情况下,轻病号只好吃黑豆糊糊,重病号才能吃到一些小米面粥。贺龙师长经常到医院里看望伤病员,问长问短,体贴入微。他鼓励伤病员提高战胜伤痛的勇气,同时想办法改善伤病员的生活,减少他们的痛苦,使伤病员们深受感动。  一九四二年,情况更严重了,每人每天四两粮食也保证不了。每天下午,我们都盼着司务长领粮回来。如果看到司务长赶着牲口回来,心里就高兴,因为粮领回来了,肚子里多少能进点东西;要是看到司务长骑着牲口回来,就大失所望,晚饭又要挨饿了。  有一次,上级派我们到黄河边的一个村子去买粮。当群众听说贺龙的部队没粮吃时,许多人都把自己仅有的一碗黑豆、一升谷子拿出来交给我们。一位面黄肌瘦的老大娘,她家也断粮多日了,就把仅存的一小篮红枣给我们送来。她说:“同志,这也能充饥,交给咱子弟兵吃吧!”非要我们收下不可。看到这种情景,我们非常激动。许多在敌人的刺刀面前不眨一眼的硬汉子,这时也热泪盈眶了。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这一篮红枣,最后想了个法子,转了个圈,当老大娘不在时,又将红枣放回她的屋内。  回部队后,我们把上述情况报告给贺师长。贺师长听了也很感动,他用这些活生生的动人事迹教育部队说:“同志们都清楚了吧,群众为什么这样热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众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目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对部队中的坏人坏事,贺龙同志是毫不留情的。记得在困难时期,师司令部有个参谋叫张学道,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同志,曾立过战功,对革命有贡献。但在困难时期经不起考验,偷卖了运输队的八斗马料。贺龙同志知道后,非常生气。他说:“广大群众这样困难,还把仅有的一碗黑豆拿出来给我们吃。象张学道这样的人,有什么脸见群众呢?一定要惩办。”贺龙同志的话,被张学道的朋友听到后告诉了他,他跑到临县给一个天主教神甫当了干儿子,后被我们抓了回来。贺龙同志既气愤又痛惜。在公审张学道的大会上,贺龙同志向大家说:“张学道原来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为革命出过力,有贡献。但他今天所犯的罪是不能饶恕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吸取教训呀,要正派,不要搞歪门邪道。要听党的话,要听毛主席的话。”这句句恳切的教导,至今我仍牢牢地记在心中。  为了克服困难,晋绥根据地军民在贺龙等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捻毛线、纺棉线、织土布、熬盐、炼铁等等,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运动中,群众有了新的创举。如宁武县有个村子,搞劳武结合,民兵们背着枪下地干活,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走了将枪往地头一架就生产。贺师长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在晋绥加以推广。以后,劳武结合运动在晋绥根据地的生产及对敌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晋绥根据地困难,粮食不够吃,生活用品奇缺,但贺龙同志仍惦记着延安的首长。他把自己和部下节衣缩食节余下来的粮食送到延安。我们为了照顾贺龙等领导同志,把从战争中缴获来的一些食品和药品送到司令部,但他们舍不得用,一部分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另一部分则送到医院给了伤病员。  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二年六月,贺龙同志调到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他一方面统率部队,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作战;另一方面指挥部队,进行屯田开荒生产。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我所在的抗大七分校进驻瓦岗川一带,边学习、边生产,并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瓦岗川是甘肃省东部合水县境内的一个小川,这一带原来是回民聚居的地方。清朝时期,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了这里的回民起义,人几乎全被杀死,房屋全被焚烧。直到我们进驻时,还是破砖乱瓦,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我们部队来到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没有房子住。在冀中打过游击的同志教我们挖地沟、搭窝棚。就是挖一条三米深三米宽的沟,将树干和树枝搭在上面作顶,然后覆盖上黄土,就成了我们的宿舍。没有吃的,就上山挖野菜充饥,如灰灰菜、马齿苋、水青菜等,甚至还要吃树叶、草根。没有钱买工具,大家就到山上采中药,卖掉后买回破铜烂铁,自己动手打制工具。尽管生活这样困难,可是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  我们上山开荒时,开始没有提出明确的指标,也没有奖罚制度,结果每人每天平均只开三分地。后来,贺龙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奖罚不明,不表扬先进不行。必须实行开荒多者受奖的办法。这样一提倡,马上有许多青年小伙子报名要当挖地突击手。他们提出每天挖一亩,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称他为“一亩地突击手”。这样,轰轰烈烈的挖地竞赛开展起来了,大家不怕累,不怕苦,白天干,晚上也干,使挖地纪录不断刷新,由日挖一亩增加到二亩、三亩、四亩,甚至还有七亩的。涌现出了“郝树才气死牛”的挖地英雄。  劳动虽然紧张,但生活还是很有趣的。我们发现桦树皮很有用,可以用它做草帽、饭盒,甚至还可以做装粮食用的桦树皮桶。我们还用桦树皮钉日记本,写墙报,做扑克、象棋。马莲草、蒲草也帮了我们的大忙。用马莲草编的草鞋,穿着很舒服,用蒲草编的褥子、被子,冬天盖着很暖和。我们还经常上山采蘑菇,找木耳,打些野兔山鸡等改善生活。就这样,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增加了生产,为边区创造了物质财富。  《回忆贺龙》(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