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红妆之冷情太子:挺进西北 解放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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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进西北 解放西南
 
彭绍辉
 
  
  贺龙同志是我军杰出的创始人之一,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一九四九年,在我军挺进西北和解放西南的战役中,贺龙同志曾直接指挥我们进行过战斗。在这段战斗历程中,贺老总的言传身教,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九四九年春,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胜利地结束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它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放出“和平”烟幕,妄图麻痹人民;一面抓紧时间,积极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准备,妄图卷土重来。当他们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蒋介石竟公然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进行负隅顽抗。为此,我人民解放军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关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国民党残余匪帮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全面进攻。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我们吕梁集团军配合华北主力兵团,胜利地结束了太原战役,消灭了阎锡山匪帮,解放了山西人民以后,贺龙同志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为迅速改变西北战场敌我双方的态势,命令我军稍加休整之后,即和华北十八兵团、十九兵团一起,沿汾河、同蒲路以西,经洪赵、临汾、新降、稷山,在禹门口、风陵渡一带,跨渡黄河天险,越过洛水,进驻陕西三原、泾阳地区,配合主力解放大西北。于是我军昼夜兼行,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二十余天,行军一千五百余里,按时到达指定地区。行军途中,受到各地群众热烈迎送。他们敲锣打鼓,献旗献花,端茶送水,热情慰问子弟兵,使部队受到极大的鼓舞。广大指战员虽经长途跋涉,却忘记了疲劳,士气越加旺盛,战斗情绪非常高涨。  由于我华北十八、十九兵团西渡入陕,使西北战场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形成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局面。不久,我军即配合兄弟部队,击溃了向咸阳反扑之马(马步芳)匪八十二军、骑八旅等部,占领了咸阳。胡(胡裴昌)、马匪军受挫以后,胡裴昌会集四个军,两个骑兵团,王治岐的一一九军、青马两个军、一个骑兵旅。而宁马(马鸿逵)两个军则立即退守漆水河以西、渭河两岸(北迄麟游、汾县,南靠秦岭山麓),企图吸引我军主力出击武功、扶风地区,然后以两马主力由我侧背合击之。我西北指挥部和贺龙同志早已识破了胡马匪军的阴谋,决定运用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利用胡马匪帮的矛盾,箝马打胡,各个击破。首先,以一个兵团箝制二马,以一个军向秦岭之敌佯动,保证我军侧翼的安全;而后集中三个兵团的优势兵力,于七月十二日凌晨,向胡匪主力发动了突然攻击。我四军由武功向南打,我军和十八兵团沿渭河北岸向西攻,一军沿渭河南岸向西出击,仅经四十八小时的战斗,即打破了胡马联盟,歼敌四个军、九个师,共四万三千余人。取得了西北会战第一个回合——扶郿战役的伟大胜利。  胡匪主力被歼后,残部退守秦岭。青、宁二马匪军畏歼,借口来不及增援胡匪,向北逃窜。我数十万大军,除留一个兵团箝制胡匪外,兵分两路,乘胜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甘肃猛进。北路我军沿西兰公路,迅速突破马匪平凉、固原、六盘山防线,解放了隆德、会宁、定西等县城。南路我军越过关山(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地)天险,于陇县固关镇歼灭青马匪军骑十四旅全部,缴获战马千匹,连克陇南名城天水、宝鸡、临洮,象一把有力的铁钳,伸向西北敌军的统治中心——兰州。八月二十五日,我一野主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的指示,从东、南、西三面向兰州发起猛烈进攻,迅速夺取了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等主阵地,强占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之退路,于二十六日胜利解放兰州。兰州守敌除一部西逃外,青马主力大部被歼。  兰州战役以后,我一野大军又陆续取得了宁夏战役、河西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青、宁二省全境。至此,陕甘宁青,除陇南、陕南以外,已全部解放。贺龙同志根据我军连续进行七十多天战斗,部队需要整顿,总结经验,恢复体力的情况,命令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抓紧战斗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为解放陇南、进军西南作好战斗准备。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使部队受到极大的鼓舞。我军经过一个时期的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斗争觉悟,增强了内部团结,密切了官兵关系,坚定了革命斗志,提高了军政素质,增强了战斗力。  此时,全国其他战场,也是捷报频传。我四野大军已胜利结束了衡(阳)宝(庆)战役,解放了广州、桂林,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正西出昆明。我二野主力则偃旗息鼓,以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动作,直插贵州,一举歼灭敌罗广文、何绍周集团主力,拿下了贵阳、遵义,解放了贵州大部,切断了川陕数十万敌军向黔滇的退路。  贺龙同志为配合二野大军对西南之敌实施战略包围,落实毛主席关于“插至敌后,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击之”的英明决策,于十一月三十日,电令我部:“七军应配合十八兵团,抑留胡匪于秦岭、巴山之间,以保证二野突入贵州,完成对蒋匪西南残敌分割包围的行动,待西南主力完成包围之后,即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该敌,配合主力进军川北、解放西南。”在此之前,我一野兄弟部队,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曾几次佯攻胡匪之秦岭防线,但都攻而不破。胡匪不知是计,竟洋洋得意,骄横一时,向蒋介石表功,吹嘘他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岂知让我们牵住了他的牛鼻子,防止他过早南撤,以便我南线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的大门。当我二野主力突入贵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陪都”重庆暴露于我面前时,胡匪方知上了大当。急忙放弃秦岭、巴山防线,破桥断路,怆惶向成都地区撤退。  贺龙同志立即命令十八兵团和我部,分兵三路,追击胡匪。十八兵团(缺一个军)为左路,六十二军为右路,我军为中路。三路大军,在贺老总的亲自率领下,有如猛虎下山,紧紧咬住胡匪穷追猛打,使之毫无喘息之机。我军先头部队于十二月二日,沿川陕公路出击陇南,迅速占领了徽县、成县,歼敌新六军三千余人,控制了要点,掩护我军主力沿白龙江南下。十二月十日,我右路军占领武都。敌一一九军王治岐、蒋云台部在我军积极争取之下,就地宣布起义。为我军由成县经歇马店到蒿子店开辟了一条长约二百公里的深谷隘道,使我军顺利进至武都。同时我军十九师占领了略阳,二十师攻占了康县,歼敌千余。我军主力沿白龙江左岸南下,通过玉垒桥后,沿白龙江右岸,直达碧口。这是一段不寻常的道路,沿途步步崎岖不平,路侧是奔腾怒吼的急流,稍一不慎就有坠江的危险。相传此道即是三国时期邓艾取阴平时走过的道路。这里人烟稀少,方圆几十里才有两、三户人家。我军就是在这样艰险的道路上,冒着刺骨的寒风,白天行军一百余里,夜间露宿于峻岭之中,没有吃的就炒牲口料,咬着囫囵的玉茭子充饥。特别是通过玉垒桥时,困难更大。那是座摇摇摆摆的铁索桥,人都很难走,牲口就更难行了。在通过白龙江两岸峭壁悬崖时,战士们必须把一百六、七十斤重的驮子,从牲口上卸下来,一个一个地扛过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我全军指战员,意志坚强,不畏艰险,奋勇前进。终于到达了甘、川交界的要地碧口,全歼碧口守敌。我军十九师则由略阳向广元前进,后随十八兵团南下。  我左路军,在贺龙同志的亲自率领下,于我西南主力解放重庆,包围成都之际,顶着刺骨的寒风,纷飞的大雪,迅速南下,连克风县、留坝、褒城等地。而后以每天急行军一百四十里的速度,翻过一个上下五十余里,号称“南天门”的大山,于十二月十七日解放了陕南重镇汉中。再向前进,便是大巴山主脉。这里山峰险峻,关隘重重,五丁关,牢固关及川北门户朝天驿横贯于前。敌人妄图利用天险,阻挡我军前进。但我军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天险,歼灭了沔县以西大安驿之敌,于五天之内连续突破了各道关隘,在广元一带渡过嘉陵江,向剑门关挺进。由朝天驿至剑门关一带,悬崖峭壁,栈道崎岖,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一条路。但是千难万险,挡不住我军广大指战员。我左路军在贺龙同志坚强指挥下,胜利突破了剑门关。号称“川北第一要隘”的剑门关守敌,在我军猛烈炮火轰击下,狼狈逃窜。贺龙同志迈着雄健的步伐,登上剑门关,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张飞守剑门的故事。并指着摩天岭上那些几围粗的大丛树说,传说这是张飞守剑门时栽的。接着他号召全军指战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乘胜追击。我军在贺龙同志的号召下,在“快快追,快快赶,莫怕腿疼和腰酸,赶到成都捉战犯”的战斗口号的鼓舞下,奋勇向前,连克剑阁、梓同、绵阳、德阳,迅速到达广汉东西一线。同时,我右路军也克服了阴平险路,翻过了摩天岭,连克青川、江油、绵竹等县城,进至成都以北地区。  至此,我南北大军主力,从东、南、北三面围歼胡匪之大包围圈已经形成,西面是邛崃山之崇山峻岭,胡匪已成瓮中之鳖。我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在强大的军事攻势的同时,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当南线我军切断了逃敌退路,北线我军大举南下之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适时地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立功赎罪,悔过自新。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等,在我军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我南北大军的忠告感召下,宣布起义,脱离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唯恐自身难保,于十二月十三日偷偷爬上飞机,逃往台湾,指令胡宗南收拾残局。十二月二十一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宗珩,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率部起义,宣布脱离反动阵营,站到人民方面,胡匪愈形孤立。十二月二十三日,匪首胡宗南由广汉飞逃台湾。其所辖三个兵团企图沿川康公路,向雅安、西昌方向突围。当其先头部队进至邛崃、蒲江、新津及成都以南一线时,即完全陷入我军包围圈内,经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三天的激烈战斗,全歼顽匪第五兵团,生擒匪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敌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则分别在成都东南之大曲铺和成都东北之金堂、广汉地区率部举行战场起义。至此,被围之敌全部解决,成都解放。我南北大军胜利会师,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当贺龙司令员,英姿勃勃地率领北线我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成都时,受到了成都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欢迎解放军!”“庆祝成都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贺龙同志不仅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记得在成都解放以后,我军主力由碧口返回甘南天水地区不久,贺龙同志就命令我迅速赶到成都,接受新的任务。我到成都以后,贺龙同志亲切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而后命令我要抽派大批得力干部,去改造整编起义部队。原来蒋云台部一一九军,四川军阀杨森的二十军,豫陕鄂绥署张玉方的警卫旅,西南第一路军教导旅和裴昌会兵团等四万三千余人,都由我军负责改编。贺龙同志严肃地说: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必须认真做好,进行彻底改造。整编好了,可以充实七军、一军、四军,作为我军保卫西北的主力。贺龙同志还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你们要在部队中抽很坚强的干部,经过短期集训,进行“政协共同纲领”的教育,使他们明确彻底改造教育一切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任务,明确我们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以后,即可派出。贺龙同志向我明确的布置了任务以后,又详细地交代了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步骤和注意事项。他讲的非常细致,安排的非常周到。贺龙同志说: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而且是公开的。首先要确定任何起义部队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公开宣布取消国民党的政工、特工组织以及帮会等组织活动。要说明我们派出的干部有职有权。政治干部一定要是共产党员。隐藏在部队的伪政工、特工人员一定要查出来。其次确定,起义部队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作风上逐步进行改造,使之逐渐符合人民军队的条件和要求。组织上要按照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标准进行整编。整编的方案应该是:一,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序列,编成新单位、新番号;二,是同人民解放军合编。  我们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立即抽调大批干部,指定十九师副师长周智高、政治部主任张汉民为正副组长,开展了工作。  部队经过民主教育,诉苦忆苦运动后,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广大士兵对国民党军队祸国殃民、虐待士兵、欺压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非常愤恨。他们讨厌旧军队、旧番号、旧军衣;他们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只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是最光荣的。因而纷纷写血书、押手印、表决心,要求撤销国民党部队番号,打倒反动军官,改编、合编或分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争取杀敌、立功、报仇,为人民服务。  在贺龙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改造、整编起义部队的任务进展很顺利。贺龙同志经常深入部队,听取我们汇报改造、整编起义部队的情况,并及时地指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我们胜利地完成这次改造、整编起义部队任务的时候,贺龙同志谦虚地说,你们这次任务之所以能这样顺利地完成,全靠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的结果。  不久,我便随贺龙同志、李井泉、孙志远、李夫克等领导同志一起乘着缴获国民党的一架飞机到重庆,在那里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李达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并参加西南战役经验总结会议。通过总结,我学到了兄弟部队的许多宝贵的经验,受到了很大教育。特别是使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真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锦囊妙计。我军之所以取得解放西南的伟大胜利,正是由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运用了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也是我全军指战员奋勇杀敌、努力作战的结果。  会后,我离开重庆,回到了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地带着整编好的起义部队返回西北;并计划将伪二十军的五千人补充我军十九师,将伪七兵团的万余人,北开至天水,分别编入我军二十师、二十一师。另调出一部,编入十九兵团。临行前,我将上述情况向贺龙同志作了汇报。贺龙同志非常关心部队的建设。除同意我们的计划外,还给我军补充了一个炮兵营,一个汽车团,几千支美造卡宾枪和大批弹药,使我军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兵力充实到五万人。最后,贺龙同志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消灭敌人不容易,保卫胜利果实更不容易,现在国民党匪帮基本上消灭了,但是我们绝不能放下枪杆子,你们一定要把西北的一军、四军、七军整顿好,作为保卫西北的主力。”贺龙同志这些亲切的教诲,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激励我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前进。  贺龙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能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贺龙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魄力和忠心耿耿为革命出生入死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爱憎分明的革命风格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爱护和团结干部的革命作风将永远在我军发扬光大。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回忆贺龙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