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苍云怎么单刷:银元时代生活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仙女们写真照片 时间:2019/10/20 04:41:22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1)

一块银元七钱三分惨遭逆境幼年失怙

迁出旧宅生活艰辛先学西医再学中医

为师服务渐知物价初识丁翁领教理财

生活困顿卖文助学否极泰来进入鸿运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做“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做“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通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汇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百元钞票我没有见过。

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轮廓比旧时的银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因为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较少,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请客人换一块,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识。

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写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

在我稚龄时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俗呼小热昏)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2)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号称巨富,开设典当七家,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拿着银元回来,觉得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我拿到的那块钱,又由我姑母剪了一个红纸“”字,牢牢地贴在上面。我明知这一块钱可以兑到一百多枚铜元使用,但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无论如何不肯兑换,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于人,自鸣得意。

我的家庭环境,在幼年时代,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一家陈锦章衣庄,又开了陈荣茂、陈大升两家绸缎局。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荣,上海的县城,以大东门为第一条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宝银楼、祥大布庄、程裕新茶栈等。我们的店铺除陈大升绸缎局开设在大东门外,其余都开在大东门内,当时上海城里的商业大机构大致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们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两面可以摸到钱财。那时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这个时期,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叔父还蒙在鼓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

我们绸缎局的总店,除了铺面之外,里面还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约二亩半,我就是出生在这里。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兴),我名承沅(小字阿沅),弟弟其时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常常在绸缎铺中玩耍,我和店中一个姓章的学徒最为相得。一天,我口袋里揣着一块钱,抓在手中反复把玩,对他不时卖弄。那学徒看得呆了,因为他没有工资,每月只领月规钱小洋二角,这种月规钱是包括学徒洗浴理发以及购置鞋袜之用。他见了我的一块钱,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讲出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普通的职员,不过六元、四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令人艳羡,你要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听了他的话,隐隐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姓章的学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讥地说:“小开!你不要得意,我满师之后,努力做事,也会发达,到时我的钱一定比你多,而且要买一辆包车(即私家两轮人力车),那时节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你这种小开没有一些用处,可能已做乞丐,只能帮我推车,向我伸手要一个铜板呢!”我听了他的话,气得了不得,但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个人没有本领,将来是会成为乞丐的。所以要赚一块钱,也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这个章姓的学徒,名荣初,果然在三十年后开了两家织布厂,又和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是国产呢绒第一家,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职员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说:“我还有一块钱,你们拿去用好了。”我的父母听了,破涕为笑说:“我们尽管穷,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按: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编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

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我手中的一块钱,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字,受到泪水的浸润,成为血液般的红色,母亲以为我流了血,哭到晕厥过去,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声。待她醒了之后,她嘱我将银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伤感。这些情况,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噩梦时,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姐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她说:“天下事无不了之局,我也会负起这个重任。”亲友们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后;谁都知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大事。

母亲在送四伯父出门时说了几句话,就如何处理的办法,表达了她的意见。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做“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做“执事”。这种职务是对许多世家常年而流动性的服务,往往世袭二代三代地传下来,对各家亲友关系熟识得很。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大部分的名单都由四伯父开出,执事对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比较接近的亲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联,代价也不超过二角钱。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位临时的账房先生,和我家有数代交谊,他说:“陈家如今虽然情况不好,但是世家的丧仪不能显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闭歇的绸缎铺中全部陈设搬在一边,由贳器店布置灵堂,要有三道灵门,才够气派。”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讲定租赁器材全尽义务,只花工料两块钱就够了。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理,这一场殡仪,总算做得还很体面。

从前旧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红白大事,无论你做得怎样好,必然有人说长道短,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长辈老太太闲话最多。我母亲因为这次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两”。

所谓六斤四两,即是锡箔总重分量一百两,是代表白银一百两的象征物。当时上海的锡箔都由绍兴运来,用纯锡打成,价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锡箔,不过用一刀两刀,每刀重约半两,大约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纸锭一大篓。六斤四两就可以折成数十篓,由亲戚女眷们,日以继夜地帮忙折成。这种焚化锡箔的习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经济困难;也表示活着的人对死者身后的关怀。

在各亲友帮忙折锡箔时,有位老太太说:“子晋公生前吃惯用惯,六斤四两是省不来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认为:“现在家境如此困难,可省即省,不应这般浪费,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锡箔有什么用。”众说纷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时已很懂事,听了闲言闲语,一时气恼,便到后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铜钱”,这种铜钱,既厚且重,每一百个制钱,用红线扎成一条,每十条名为一串,这是我母亲嫁时的“压箱钱”,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铜钱给大家看,并说:“这六斤四两锡箔是用我母亲的压箱钱买的,现在还有多余的几串,请大家看看。我母亲不会浪费银钱,花无用之物以表哀思,这是应该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说:“这真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这句俗语,是含有讽刺性的,我的大姐听了就哭起来,母亲不出一声,只是暗暗拭泪而已。

殡仪分三天举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们照料,“知宾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盘六大碗之多,一切都办得很得体。当时南市的民风淳朴,在开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按:旧时商店,都接受亲友存款收息的),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仪,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后,就把庄票移交给我母亲。

丧事完毕后,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安亭距离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车可以直达,我家祖坟地区广大,穴位排列五级,能葬五代子孙。有一个祠堂,相当宏伟,堂外有祭田百亩,租与农家耕耘,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时,我的叔叔说:“你们一家七口,应迁入祠堂居住,以维永久,而省开支。”我母亲坚持不允说:“孩子们居住乡间,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所以在葬仪完毕,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集合亲友说:“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银两分存三家绸缎铺,以十五年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

不久,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就是大姐体素羸弱,突遭家难,一病即倒,与世永诀,下葬安亭,耗银元二十余元。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这许多事情,我当时年纪还小,不甚了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总是叨叨不绝地讲个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远难忘。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父亲丧事完毕后,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但要找一个新居,问题极大。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处托人代觅,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内有四间大屋,假使你们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入住。

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后面却有一条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猪棚,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是。我们住在那里,一天到晚,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推开后窗一望,见到的都是刳猪的情景,不但满地是血腥,而且叫声凄厉。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这般情况,怎样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后,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学费贵,所以就改进马家厂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算术、地理、历史六本书,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每册售八分钱,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这两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所以国文不成问题,算术考试时,只有四题,只要算得对,总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个学期,小学就毕业了。

在初进浦东小学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就是不肯穿布袜,布袜土里土气,难看极了,一定要改穿洋袜,洋袜是洋纱织成的,比较好看。母亲勉强地答应了,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五个铜元一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杨斯盛的孙子,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那时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一双皮鞋,母亲坚持不肯,我盈盈流泪,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块钱拿去买,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诚如俗语所谓:“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

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一周,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牌绸裁做长衫一件,并且向亲戚家借到一双皮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先到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理好了发,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囊中带了一块钱,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同学们见到我周身焕然一新,都对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时典礼完毕,国文老师送了我一张戏票,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剑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

散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招收半工半读学生,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场,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珐琅招牌的,所谓珐琅,即是现在的搪瓷。入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两块钱津贴,我看了很是心动。

那天下午七时,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穿了那双皮鞋,来来往往都是步行,很不习惯,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极为高兴。吃饭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珐琅班,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四伯父不以为然,说:“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你却要去做工,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赌博习气,你千万不可参加,你如果遵从父亲的遗命学医,一切由我负担,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按: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珐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厂主,在非洲开厂,每年有极大盈余。)

我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民立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校长是苏颖杰(绰号苏白眼)。学校办理得很好,有学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余,我真不懂,当时每人十六元的学费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稿时见到报载,香港的私立学校今年学费是每学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还有九十多家学校宣告倒闭,足见从前的十六块钱,价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学的学制是四年,只要成绩好,一样可以“跳班”,我得到国文教师陆澹先生(即是擅长编剧、力捧“绿牡丹”黄玉麟的人)的帮助,只读了三年即告毕业。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民立中学毕业后,我决心学医,最初投考小南门内南洋医科大学(即东南医学院前身),这是几位留日学医的人创办的,内中有一位教师是德国留学生,所以这间医校,可称是德日派。因为是私人开办,规模不大,学生也不过二百多人,学费每学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学校来比较,这学费已算很贵,我的学费全由我四伯父负担。

在南洋医科大学,我苦读了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还有一个理由,你将来学成西医之后,开业时节,各项设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恐怕我都负担不起,你就做不成医生了。”

那时节恰好丁甘仁先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主,延请谢利恒先生为校长,四伯父代我转托王一亭、朱福田两位世伯写了一封介绍信,投考“中医专门学校”。当时投考学校,这封介绍信就等于保证书一样。经过考试后,我即被录取。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费,每学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我进了这间学校之后,一心攻读中医旧籍,进步很快。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中医旧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常有费解之处,因而又百般设法拜一位国文教师,补习国文。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曾任《申报》主笔,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行了一个拜师礼。姚老师对我也很满意。后来我再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也是从姚公鹤老师方面发展出来的。

我从姚公鹤老师之后,不但国文大有进步,而对社会关系的接触收获更大,因为他的烟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学者相聚倾谈,如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伧、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由此我智识顿开,见闻大增,对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觉得这许多学问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

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因此我对物价才渐渐明了起来。

其时的物价,又不同于几年之前了,记得在“老大房”,熏鱼小洋两角可以买到六七块;“邵万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两角,这是最高贵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小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价九角,开罐出售每十枝小洋两角。

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大家觉得“米珠薪桂”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上海人饮酒,以绍兴酒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饮洋酒的人较少,三星白兰地最昂贵,每瓶要银元四块,只有少数富家和妓院中才备有。

我师姚公鹤是吸鸦片的,当时文人雅士多数有烟霞癖,因为并不犯禁。鸦片烟亦公开发售,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发商是“郑洽记”,零售而规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龄”,铺面好像银行一般宽阔,门口有阔而且大的红木柜面。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铺去买烟,其时每一小罐是小洋两角,鸦片的净重是一钱。又有一种是香港来的“公烟”,有黄铜制成的小盒,每盒也是小洋二角,重量记不清了。只记得姚老师处,夜夜高朋满座,要烧掉好几盒。

我当时已经喜欢买书,可是一走进书店,总要翻上十本书才买一本,普通书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红礁画桨录》和《茶花女》要卖到大洋四角,我虽欢喜,但觉得价昂,无力购买。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1)

我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的时节,每月由四伯父给我零用钱二元,包括鞋袜及膳费车费。那时一顿午餐,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要是吃得丰富一些,要小洋二角。我所能节省出来的只是车费,每天走来走去,很少搭电车。其实那时的电车费,经过华界、法租界到英租界三段,不过铜元五枚而已。

我常常想到“钱”的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利用课余时间赚一些钱。恰好购到丁福保先生所办的《中西医学杂志》,篇末有一则招请抄写和剪贴工作职员的小广告,我就跑去应征。那时丁福保先生声誉卓著,与卫生家伍廷芳齐名。我见他面色红润,一把银白色的胡须,接待时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风。我说明来意之后,他看了我履历上写的国文教师是章太炎、姚公鹤,医学教师是丁甘仁,即刻就录取了我,但是我声明,每天只能在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个钟头来做工作,初时丁福保先生认为时间太短,后来我对他的工作,贡献了若干意见,他认为尚有可取,于是破格录用,议定月薪银元六枚。就从此时起,我开始自己赚钱,精神上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辛辛苦苦地做了一个月,终于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丁福保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临时加我两元,更令我喜出望外。

我对丁福保先生的工作,很感兴趣,对他既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相当进步。他那时正在编辑一部《古钱大辞典》,书的内容是将古今的钱谱,以及藏家的拓本,详注年代和藏者姓名。凡是“著录”的古钱,都列入这部书中,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我对这部书的工作,有两点贡献,一是代为收集日本的古钱图录,二是古钱的图式,尽量不采用临本,一律要用拓本。由于当时的印刷是石印,用拓本可以保存真相。

我虽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内心有说不出的快乐,外表上也觉得飘飘然,因为当时八块钱是有很多东西可买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袜之外,还陪母亲和弟妹上菜馆去吃了一餐。记得那时的“和菜”,四菜一汤是一块钱。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

第二个月开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编《说文解字诂林》,这部书他已出版发行,但是他发觉有不少错误,要我把这部书送到章太炎老师处,请他加以评述,章老师原是“小学”专家,他指点要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改编,他开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名目,从此我就天天到旧书店搜集资料,埋头工作。丁福保先生处虽有好多位旧学人才,但是搜集资料的能力还不如我,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赏。

丁福保先生倡导素食,来往的朋友,是另外一批人物,最接近的一位就是李石曾先生。有一天,丁氏坐了自备汽车,着我陪他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去访问一个老友,进门时由一个长须老人亲自开门,只见那老人家容光焕发,丰神飘逸,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经过介绍之后,林主席对我非常客气,亲自倒了杯茶给我。我见到客厅中,只有四张藤椅和一张圆形的藤桌,内室只有一张行军床(即帆布床),原来这个屋子是他的嗣子承租的,他只是到上海时作为居停之用,俭朴如此,出人意外。

林主席喜欢搜集小摆设和古钱,和丁氏款款深谈,逸兴遄飞,忽然间林主席说:“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要到福建去走一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被扣留的可能。”丁福保先生说:“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再定去留。”林主席纵声大笑,认为测一个字,虽也不妨,但这时局势有剧变模样,他的行踪惹人瞩目,便说:“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丁福保说:“不必,自有办法。”说罢,就请林主席口占一字,林主席就说了一个“福”字,同时丁福保也说了一个“放”字,叫我坐了汽车到新闸路鸿庆里丁太炎处。

一般人认为丁太炎的“太炎”两字,是沾章太炎师的光,其实丁太炎的成名,还在章太炎师之前。清朝光绪末年,他在北京的钦天监做事,慈禧太后病亟时,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一个字,他断然地说:那字是“两龙宾天”之兆,李莲英认为荒唐,消息传了开来,丁太炎被拘入狱,不久,果然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摄政王执政后,才把他释放,丁太炎也就逃到上海以测字为业。

我到了丁太炎的府上,见到他烟容满面,形神消瘦,只是两目炯炯生光,望上去显得很精明,那时客厅中坐了十多个人等待占卜测字,他好像老吏断狱一般,对每一人只说几句话,问卜质疑的人都唯唯而去。

轮到我占卜时,依例要焚香跪拜,默祷之后拈一个字卷。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字带来,只要请先生解释一下。”丁太炎就对我说:“当坛卜字是一元二角,自带字来要收两元。”我说:“照办。”

丁太炎先看了“福”字,问我要占何事?我答:“出门远行。”他见我站在他的右面,他就说:“福字半面是示字,加上右字,是一个‘祜’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去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到福州莆田的话,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我再问:“有无生命危险?”他说:“没有。”

接着他又看“放”字,他照例问:“所占何事?”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放字的一点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简笔的万字,旁边是一个文字,大约是有一笔钱要想放出去,占这个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话,放心去做可也。”

我觉得他讲的话,简单明了,不觉心动起来,我说:“我也想占卜测字,能不能只付半费?”丁太炎望了我一眼说:“占卜一字必须照我的润例付钱,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替你简单地算一个命。”我就说出:“我的生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十四日寅时生。”经过他一算之下,他问我要问何事?我说:“问前程。”他说:“你的前程好极了,将来定是一个千万富翁。”我就笑起来说:“上海富翁能有一百万的人已经不得了,丁先生大约不知道上海的情况,租界上首富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绰号程麻皮,也谈不上千万富翁。后来程麻皮为了标金五百秤的投机差额,把全部地产契据押在天主堂,他竟然倒下来了。那时黄金十两为一条,七条为一秤,以此来计算程麻皮的家产也不过尔尔。至于上海最大的民营银行,是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初不过五万元(按:初稿我写十万元,今查书始知资本五万元)。劝工银行、女子银行,创办资本不过二三万元而已。所以你说我将来有千万家私,我不敢相信。”丁太炎似真似假地笑了一阵说:“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说罢,我就告辞了。(按:我当然自忖不会成为千万富翁,但是照敌伪时代后期储备票的情形下来计算一下,倒真有千万元收入,勉强地解说,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我对相面、算命、测字,并不相信,倒是丁福保先生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对“福”字的解释,林主席拈须微笑,点头不已。至于丁福保先生对这个“放”字的解释,口头上不说对与不对,但是观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次日,我正在工作,丁福保先生对我说:“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发,并预备水果四式,专程地送给我,我准备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你。”我说:“好极了。”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2)

翌晨,我带了水果礼物,到了丁家,丁福保先生叫我进入内室,那间房间的布置,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两人盘膝对面坐下,茶几上焚了三炷线香,丁先生正襟危坐,款款而谈,说是: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

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

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这些话讲明之后,他又举出许多当代成功者的故事。我听了大为感动,我说:“我也明白,林琴南翻译的却尔司迪根斯著的《苦海孤雏》里面有一句名言:赚十个先令,用八个,一生一世快乐;赚八个先令要用十个先令,一生一世苦恼。”丁氏颔首称是。

先时,我曾经和一位表兄同游半淞园,门票每张为小洋一角,游船一小时为铜元六枚,两人一面划船,一面吃花生瓜子,在河中豪兴大发,相互“言志”,表兄的终身愿望,只希望能够在洋行中赚到三十元,那时他可以供应一家开支之外,还可以有一辆钢丝包车,连车夫的工资都在内了。

我说我的志愿,希望将来做医生,每月能赚四十元,已经很满足了,要是医生不走运的话,只有进善堂做一个主诊医生,薪水虽不过三十元,也可以维持家庭。

这是两人读书时代的愿望,深深地印在脑海之间,足见胸无大志,可笑非常,不过那时赚钱不易,任何人不敢存什么奢望。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我在读书时能够赚几块钱,真是得来不易,但是生活上又非再多赚几块钱不可,于是我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个办法来。当时上海的《申报》,天天有一个副刊,叫做“常识”,刊出后每篇稿酬一元。我就开始投稿,专门写一些验方,连续地寄出稿件二十多篇,但是稿件寄出之后,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可是我并不气馁,只怪自己写得不好,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不料在三个月之后,忽然登出一篇“疥疮验方”,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在报上见到,领稿费时,只见稿费单上附注了“着投稿人来与编者沈思孚一谈”几个字,我知道沈思孚就是沈信卿,是一位江苏省教育界前辈。

沈思孚见到我穿了青布长衫,如学生模样,态度极和蔼,他问我的学历之后,便说:“我手臂上有一堆多年的老疥疮,看了你的稿件,就到药店买成药‘一扫光’来擦,只费了两个铜元,把多年的顽病就医好了,所以要见见你。”我就很诚恳地谢他,接着他又问我的境况,我也依实相告,他说“好”,你的稿件尽管不断寄来,我每月登出八篇,以助你求学时的需要。我称谢而归。

这次领到的一元稿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换钱,当天意兴豪发,拉了六七位同学到邑庙“春风得意楼”去吃茶,茶资是铜元八枚,各种小吃,如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又吃掉了铜元二十余枚,在那几位同学看来,简直是一件豪举。

隔了几天,我把会见沈思孚的事告诉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报馆的投稿人,向来是各有地盘,外边的人是不容易投入的,你能打入这个圈子,很不容易。以后你的稿子让我先替你润饰一下,一定还要好。”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在中医学校肄业的最后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师处开药方,谢利恒老师特别为我吹嘘,说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别的同学做录方的工作,总要等候三个月以上,只有我一进丁老师的诊所,就为他写药方,写了三个月,丁老师很是满意。一天,有一个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不料达仁堂的伙计看了我写的药方,说药的分量写得不明白,拒绝配方,病家打电话来质问,丁老师颇有愠色,要我即刻到药铺去察看一下,到底错在哪里?我见老师面孔不好看,也急得什么似的,不知如何得了。

我到了达仁堂,那个伙计指着药方说:“你们上海医生写三钱二钱的‘钱’字,都不像钱字。”我回说:“这是我们南方中医传统的简写法。”他听了我的话,就说:“我们不识,所以不配。”于是我就和那位伙计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虽是北京的老药铺,现在到上海来做买卖,也应入境随俗,该把上海医生习用的简笔字学习一下。”那伙计竟然倔强得很,把处方一推,岸然不理。于是我就振振有词地骂了他一顿,我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全上海的中医,都不会向你们配药。”那伙计还是说:“我们不在乎几张药方,我们是靠出售药丸的。”

正在争执之际,东主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很客气地问我尊姓大名,我见他态度温和,气恼就消了许多。才把这件事情说明,乐笃周说:“你来得正好,我想请你把所有简笔的字码,对我们全体伙计解释一下,以免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于是就把“钱”、“两”、“钱半”、“两半”等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的清单,乐氏就说:“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今后完全要把这些简笔字学习明白。”说完他就送我一份“乐家老铺”四字的拓本,原来这四个字是明朝权相严嵩所写。

我拿到这个拓本,很是高兴,我又把他们的药丸仿单加以评述,我说:“你们这张仿单如果不加修正,在上海是行不通的。”乐笃周很虚心地请我进入内室,问我:“这张仿单由明代沿用到现在,是刻了木板印成的,何以在此地行不通?”我说:“仿单原文语句陈旧不明,而且对病名症名分得不清楚,教人怎样能看得懂?”乐氏恍然若有所悟,打躬作揖送我出门,而且说:“明天要来拜会丁老师表示道歉之意。”

次日,乐笃周果然来见丁老师,随带百元面额庄票一张,并说:“你们的陈师兄光临小店,经他一番指示,茅塞顿开,所以我除了亲来道歉之外,奉上此区区之数,希望老师请一个人来为我们把全部丸散仿单修改一下。”那时病人很多,丁老师匆匆地接过了庄票便对我说:“既然你主张要他们修改仿单,那么就由你去做好了。”在那时的一百元,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我接收了这笔钱,不觉头都有些晕起来。

丁老师把这事交代清楚之后,又在百忙之中,亲自送乐笃周出门,这是很难得的事。我正在奇怪,丁老师说:“乐笃周家私百万,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后该对他要多多联络,他们北方人是最讲究礼貌的。”

我把达仁堂的丸散仿单修改补充,又经医界名宿余继鸿老先生润饰之后,工工整整地誊写成册,送给乐笃周,乐氏一边看,一边赞说:“陈师兄,你能不能再帮一个忙?我想请一桌酒,邀请几位上海名医,你可否为我做一番联络工作?”我说:“丁甘仁老师向不应酬,人家发请帖,至多到一到就走,绝不会坐下来吃到席终。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这一次我平空受到你一笔墨金,应该由我来出面,而且要预备上好烟土,那么丁老师自会欣然光临。”乐笃周大喜说:“就由你出面好了,到时我另外备法国名酒和云南小只‘马蹄土’。至于在哪家菜馆,和请哪几位名医作陪,都由你安排。”

那时节上海的北方菜馆“会宾楼”、“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十元。广东菜馆在虹口有“会元楼”,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四元,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

鸿运楼向不讲究装修,恰好这时他们刚油漆一新,老板在内室有一间烟房,专供自己吸烟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备,所以就订下了鸿运楼。鸿运楼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烟房,初时颇有难色,后来听到我备了“马蹄土”飨客,他也垂涎欲滴地说:“烟房尽管借给你,不过我也想香一筒。”我说:“可以。”

所谓“马蹄土”,形状就像马的足蹄,是印度产的最上品烟土,价格最贵的时期,一两马蹄土相等于白银五两,不是豪富阶级是吃不起的,而且出产不多,物以稀为贵,更抬高了它的身价。

丁甘仁老师听到我要宴客,他也很高兴,再听到有马蹄土飨客,他更是欢喜,他说:“这个土一定要拿到我这里来熬煮。”姚公鹤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也要参与其盛。还有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徐小圃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

到了宴客那天,乐笃周盛装而来,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一个个应邀而到,他更高兴,每人送吉林人参一两,当时这种参的售价每两是银元十二元。(按: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的市价,吉林参每两为港币一万三千元,而且看来还有直线上升之势。)

这一次在鸿运楼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请客,几位前辈在席散之后,大家鱼贯而入内室,吞云吐雾,谈笑风生,直到深夜,我所费的不过十二元几角,乐笃周的烟土和洋酒所费比我费的还多,但在他觉得收获很大。

这次宴会之后,我自己计算一下,我在银行中的积蓄,已经有了两百元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这是我后来实行创业计划的基础,隔不到几年,境况完全改变,都是从这两百块银元开始的,所以我对鸿运楼这次宴会,认为是我否极泰来,进入鸿运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章 地窟下藏银揭秘 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富家地窟窖藏银元

受教甘翁突遭波折

痛失宗师转从业师

仲师宽大备受优遇

书寓风光别有天地

悬壶应诊盛宴亲友

在我年幼时钞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对钞票是不信任的,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尤其是外国银行的钞票,中国人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马克票”,一次是帝俄末代的“卢布票”,所以对外国钞票绝不重视,连对美钞也没有些儿兴趣。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少的一两百元,多的上千上万,并不稀奇。藏银的地方叫做“地窖”,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从前想发财的人,口头上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至今逢到新正初五财神日,要把猪的脏肠作为供品,因为“脏”字与“藏”字同音,讨一个好口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