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事出版社书店:如何看待卜卦的某种“灵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仙女们写真照片 时间:2019/12/07 20:41:44

  《易》经本非“卜筮书”,而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相信以《易》卜筮,可以预知未来的吉凶祸福,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然自文王演《易》,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重撰《易》经而有《周易》,推行用枯草棍卜筮以来,以《易》卜筮之风就从未断根。为什么呢?这中间除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喜好、提倡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其“灵验”性存在。它就象瞎猫撞死耗子一样,有一定的概率。不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也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论是在任何问题上,不能实事求是地说话,就永远难以服人。

以《易》卜筮,并非每占必“灵”,卦卦都“验”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灵验”。如春秋时,南蒯将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惠伯知南蒯谋叛,就依《易》经哲理而言曰:“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筮虽吉,末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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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一二年》。


忠言哲理,叛逆之徒难听,南蒯之叛果败。《国语》、《左传》等史书所载占而不验者颇多,故言占验,遇吉未必就吉,遇凶未必就凶。其“灵验”的概率是很小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存有一定概率中的“灵验”呢?研究并说明白这个问题,对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和普及人民大众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则一直很少有人涉足,甚至变成了一种禁忌。其原因也很简单:对於占卜者,是只需要千方百计地对其存在於一定概率内的某种“灵验”,进行无限地夸大,将它说得越神秘越好,对其中的秘密保守得越严才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对占卜深信不疑,占卜者也就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有了他们得意的市场。而反对占卜的学者们呢,则是既不承认《易》经原本就是哲学书,又不对《易》经的哲学思想体系蕴涵进行研究与阐述,自然也就不会知道占卜中也存在一定的“灵验”概率,并对它进行科学的解释,虽然这一概率很小。因之,虽然反对以《易》卜筮,但却拿不出有力的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此,长期以来反对以《易》占卜,也是就只流於空洞无物、苍白无力的简单说教上。这样,以《易》占卜之风就依然流行,禁而不止,根而不绝。

以《易》占卜,之所以有一定程度上“灵验”概率。它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一)六十四卦科学哲理蕴涵所起的作用。

此前,我们已经详细谈到了《易》经六十四卦卦画,是中国古典哲学最早的传承载体,它包涵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阴阳同性相斥、竞争、极反、互灭、和合,以及阴阳異性互感、互引、互交、互渗、互依、互根、相对、平衡、相反相成,以及内因、外因、名位、名理等各方面的哲理蕴涵。而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特定事物变化,及其因果关係的科学阐述。所以,在占卜之中,其本身就存在着所卜事物与所遇之卦哲理阐释相吻合的一种概率。当所卜之事与所遇之卦哲理吻合之时,其所得到的就是对一种事物变化科学规律的解释。也就是说,在这一概率之内,完全是科学的哲理对所卜之事的科学阐述、分析、预见在起作用了。这就是其一定和度上的“灵验”原因之所在。

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此之时,中国古典哲学关於特定条件下事物变化规律科学论述所闪耀的光芒,在迷信问卜者、以及占卜者的变形镜式的思维活动中,则产生了一种科学“变”迷信的转换,把本来科学的哲理灵光,当成了神鬼宿命的幽灵般的兆示。这,就是《易》经这部科学经典长期被利用、蒙垢於世三千年之久的可悲原因。

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反证:西汉有一位叫做扬雄的人,他虽然很有些聪明才智,但是,他却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不剥皮毛,生吞整嚥的主儿,所以,毫无创新精神:他长於辞赋,但却一味仿效司马相如,没有自己的风格;他也善於文辞,却模仿《论语》而著《法言》,然其言则远难与孔子之论相比;他认为《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全、不强,就造作甚么《太玄经》以更加丰富卜筮内容。他认为阴阳应当“比三”,三三相乘得九,因而造作九九八十一个“玄图”,以比《易》经的六十四卦画;又比照《易》经的象术,在其《太玄经》中造出了占卜所需的阴阳、昼夜、旦夕、经纬、寒暑、节候、月数、晦明、天地、九州、五行、生克、吉凶、休咎、祸福、三流、六甲、朔旦、神鬼、尊卑、贵贱、君子、小人、贫富等等,并且套用《周易》卦、爻辞模式,撰写了释文,规定了揲法、占法、立例……从占卜的角度上说,《太玄经》比《周易》的卜筮内容要大得多。在此之后,研究《太玄经》的名人学者很多,如:王涯、桓谭、韩愈、司马光、王安石等等。他们有的称赞扬雄的《太玄经》之作“是大醇而小疵”者;有的称其是“先觉”者;还有的认为扬雄超过了先秦诸子等等。司马光甚至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为《太玄经》作注。然而,用《太玄经》去进行占卜,却没有甚么“灵验”存在!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扬雄所编制的八十一“首”玄图,不是哲学语言代号,没有任何唯物辨证的哲理义涵,其所撰的文辞全部都是为占卜而设,不仅没有必然规律的阐述,甚至连一点哲学的边都不沾,因为其“阴阳 参”的制图原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阴阳对立统一规律。

所以,对於那些否定《易》经为中国古典哲学经典,认定其自古以来就是卜筮之书,而鼓吹占卜“是科学”,“是科学预测”的人,可以用《太玄经》去作占卜,看看其有无“灵验”之处?

(二)其它科学知识综合应用的作用。

以《易》占卜,其“灵验”概率有大小,对於既不懂《易》经基本知识,更不懂中医学、心理学、法学、天文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相术等知识,并会综合运用者,则准确概率极小,甚至是毫无“灵验”可言。将一些其它科学知识综合地运用於占卜之中,其“灵验”的根率就会有一定的提高。例如:喜、怒、哀、乐、悲、恐、惊,会在人的眼睛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五脏六腑中的病变,会在人的面部不同部位体现出相应的特征;长期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也能从人的言谈举止、气质上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占卜者掌握到一定的中医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知识等,看人面色,观人举止,察人气质风度,对於因事问卜者巧用言语,善加试探,并变通地解释所占卦、爻辞,其所谓“预测”的准确率就会高一些,或者使问卜者处於疑信之间。例如,有一位占卜者在其著作中谈到自己的经验时,他就是这样说的:“不仅要学习《周易》方面的著作,还要学习其它科学知识,如《黄帝内经》等医学方面的书,以及天文、地理、法学、哲学……学以致用,用就是实践。实践可以从本身开始,从家人、熟人熟事慢慢扩大到生人生事。要作记录积累资料,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预测水平”,“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说到底,从古至今,占卜者们都是运用一切科学知识来为占卜服务,将科学之光变换成神鬼、吉凶、宿命的占卜“灵光”。

(三)心理学与语言技巧的作用。

占卜“灵验”程度的第三个秘诀,就是占卜者在对前来围观或行将问卜吉凶的对象,从衣着、相貌、气质、语言、姓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观察,有了一个总体性判断的基础上,再结合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工作、学习、恋爱、婚姻、家庭、经济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思考、筛选,大致确定问卜者所最关心和欲知之事的范围,以宣传所卜内容,进一步观察其心理活动的反映,以缩小问卜者关心最急迫问题的范围。在问生辰八字,卜卦过程中,进一步巧用语言,或对需要瞭解的问题作引而不发的心理侦察,或对初步掌握问卜者最关心的问题方面作惊、喜、忧之类感叹性言辞,以从问卜者表情中得到证实。或对问卜者欲知之事料定之后突然点破,以收“料事如神”的奇效。但是,占卜者所使用的语言,多依占卜术语中的六爻、六亲、用神、原神、忌神、仇神、进神、退神、飞神、伏神、官鬼、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作似是而非、一语双关、模棱两可、闪烁其辞、怎么理解都可以的解说,由此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巧妙纠正错说,引对方说出实情等回旋余地,以使一场占卜游戏尽早出现问卜者直言相告所卜之事、所难问题的效果。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凡寻求从占卜中得到解决生活疑难问题答案、趋吉避凶方法者,多为文化知识较少、处理事情能力低下、对事物发展变化判断能力较差,遇事心中无数,急於求助於解决问题之法者,只要占卜者语言点到其最急於处理之事上,或接近於其问题上,他就会忘记了自己是来“问卜”的角色,而是将占卜者当作救星,急切地道出事情原委,以求神妙解决之法。而到此时,占卜者就大功告成,只需出上个点子,说一点生辰八字、方位、吉凶、祸福上的“原因”,剩下的就该是收卦钱了。

谁都会明白,医学理论是科学,不然,医生应用了它去治病岂不要害死人?然而世界上至今也没有研製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占卜不是科学,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卦画占卜,虽也存在瞎猫撞死耗子那样程度很小的概率,但毕竟大部分是不准确的,相信这种荒唐的活动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岂不误事?